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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疫情也将催生一些行业的发展机遇，如生鲜电商、在线教育、云计算、云办公和大数据等线上产品和线上游戏视频服务；增加与医疗保健和全民防疫等有关行业相关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等，从而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科技创新。

“与伊朗隔海相望的阿联酋是沙特的铁杆盟友，其在沙伊不断升级的对抗中积极为沙特站台，采取了如降低其与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级别等措施。”钮松分析称，“但作为小国，阿联酋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阿联酋也尝试与伊朗改善关系，然而效果有限。无论‘丽娅’号是否是阿联酋油轮，油轮被扣都会对阿联酋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非法传销猖獗的核心问题又在于，像权健、华林这样有合法直销牌照的企业，利用管理上的灰色空间，进行非法传销活动。“权健事件”爆出后，人们开始关注直销问题。2005年12月1日起，国务院《直销管理条例》开始施行。此前一个月，《禁止传销条例》开始施行。也就是说，对传销和直销的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一抓一放”的。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逐步缓解金融市场各种约束和问题，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一是从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来看，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新《预算法》基础上，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整顿，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弱化地方 GDP 考核导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真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随着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我国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将真正实现硬化，从而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二是从金融监管改革来看， 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采取穿透式原则，加强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空白。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在金融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也将面临明显约束，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三是从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将统筹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这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发展。今后要按照市场功能统一的规则，适当放开不合理的金融业务管制，鼓励以交易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真正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实现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四是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今后要加快深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应立足于大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以国内均衡和内部产出物价目标为主，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切实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为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条件。

（二）中国的间接货币政策：由数量到价格的调控方式转型我国符合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实践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主要受到当时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客观因素制约，也与计划经济更倾向于数量调控的政策惯性和决策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关（周小川，2004）。二十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巨大外部冲击考验，根据不同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开展货币调控，成功应对了通货紧缩、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及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后金融调控环境变化等严峻挑战。数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为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今年3月26日，人社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人社部、财政部研究提出了2018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方案建议，报请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印发了《通知》，启动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正常调整工作。